很多年以前,我还在报馆工作的时候,接到一个读者的电话。几分钟前,他在北京街头拍摄城管执法,被城管没收了数码相机。他语速飞快,语气慌张气愤疑惑,我能理解,初遇到这种事情的普通良民,胸口气压会急增,甚至开始怀疑世界。
这种电话,我们接得不是很多,但也不少。我跟他解释,按照经验,记者赶到现场时,城管往往就已经撤了,就算找到城管队,他们也不承认—事实上,也找不到任何人证明发生了这种事情。唯一的办法,就是马上去找城管软磨硬套承认错误,如果想要回相机的话。
我常告诫朋友和家人千万别一时义愤偷偷拍摄城管执法,这种事情的危险程度,或许低于拍摄毒贩交易,但也有生命危险。北京奥运会那年,湖北天门就发生了城管打死拍摄者的恶性事件。所以,几个月前,当延安城管爆头视频疯传时,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城管怎么这么狠,而是拍摄者真的很幸运。
现在道路、公共场所悬挂了密集的摄像头,以安全的名义,老大哥在看着你,但老大哥却不许你看着他。
过去10多年来,摄像头开始闯入我们的世界。以电子产品调查为主的调查公司IMS预计,从2010年至2014年,中国监控摄像头的数量将以每年20%的速度增加,而其他国家这一速度不超过10%。
除了政府在安装,企业、机构也在安装,智能手机的普及,让每个人手里都有了摄像头。“有图有真相”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眼睛,新的江湖规矩是,有视频有真相。
被直播的世界,开始拥有秩序。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电子眼的十字路口,汽车版的中国式过马路,将会是怎么一幅恐怖场景。
但另一方面,技术进步并没有与法律、文化的进步比翼齐飞。
我们拥有数千万的摄像头,关于监控摄像头的使用安装规范,却没有一部法律,只是各地自己制定的“办法”。面对监控摄像头的违规,这个“办法”常常没有办法—在很多城市,政府将道路电子眼工程外包给民营公司,同时将交警的执法权也外包出去;上海地铁、四川高速交警,都发生过监控录像不当流出的事情,却无官方机构和人员承担责任;在深圳地铁电梯事故后,在北京地铁发生坠落轨道事件后,那些可以辨明真相的录像神奇地消失了。
法律滞后背后,固有公权力粗陋的管理习惯和傲慢,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缺乏保护隐私的传统。
当手里有了可能触犯他人隐私的录像,制衡的力量远远低于发布的力量。在上海,网友发布了地铁色魔性侵女生的视频,却同时发布出女生的影像。曝光坏人的同时也伤害了一个无辜者,哪怕是软弱的无辜者,她也有权软弱,有权让自己不被曝光。
摄像头是信息世界的核武器,核武器泛滥,或许能带来核制衡,或许引发核大战。技术进步确实能让世界加速度,但若无规则,每个人的权利都会被加速度地伤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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